五天前，夏洛特·科黛告別了表姐，离开了圣三修道院，离开了卡昂，怀揣著普鲁塔克的《希腊罗马名人传》，独自踏上了一辆前往巴黎的马车。
普鲁塔克笔下那些为共和理想献身的古代英雄，此刻仿佛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和行动蓝本。
德鲁埃安插在圣三修道院门口的眼线，目睹了夏洛特登车的全过程。
在確认马车驶向巴黎方向之后，这名暗哨立即返回“路易剧场”。
剧场內，德鲁埃与其他人正在清理剧场的场地，听完暗哨的报告后，他终於露出释然的表情，他的这个任务完成了。
德鲁埃没有犹豫，当即写了张纸条，写下了夏洛特·科黛前往巴黎的消息。
他將纸条用蜜蜡封好，绑在早已备好的信鸽腿上，推开后台的窗户，双手一扬，信鸽扑棱著翅膀，朝著东北方向飞去。
望了一眼已经消失在蒙梅迪方向的信鸽，德鲁埃转身，果断地向剧团成员下令：“收拾行装，摘下牌匾。我们的下一站，返回巴黎！”
而夏洛特则在经过了两日的顛簸后，终於风尘僕僕的抵达了巴黎。
空气中瀰漫著狂热、紧张和血腥的气息，与卡昂的寧静截然不同。
她没有选择喧闹的街区，而是住进了普罗维登斯酒店一间临街的小房间。
这里成为了她行动前最后的据点。
在昏黄的烛光下，她展开了信纸，她要写下自己的辩护词，留给法兰西人民一个清晰的交代。
她遗书的標题就是《致法兰西人民，法律与和平之友》。
她详细敘述了马拉如何煽动暴民，如何践踏法律，如何製造恐怖统治。
她痛斥马拉是“人民的暴君”，是“吞噬法兰西自由的怪物”，他的《人民之友报》煽动的不是“人民之友”，而是“暴民之怒”。
她声明，自己刺杀马拉，绝非受人指使，而是出於对共和国真正原则的热爱，是为了拯救法兰西於无休止的內乱与血腥之中。
她最初的构想，充满了古典主义的悲壮，要在整个国民公会面前刺杀马拉，让所有代表和人民亲眼见证正义的惩戒！
然而，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她的古典理想。
抵达巴黎后，她才发现马拉因病重已经不再出席国民公会的会议。
她多方打探才得知，马拉深受皮肤病折磨，只能终日浸泡在带有药液的浴缸中。
这个发现让夏洛特心中一沉，计划必须得改变。
为了確保能接近目標，她精心设计了一个诱饵。
她提笔写了两封匿名信，寄给了马拉，信中声称她有重要的情报想要告诉他，並表示將在几天后亲自登门向他详细报告。
1791年9月21日，决定命运的日子终於来临。
清晨，巴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。
夏洛特换上了那件灰色长裙，这將成为后世描绘她的標誌性色彩。
她走出普罗维登斯酒店，在一间售卖厨具的杂货铺，买了一把厨房用刀，刀身长约15厘米，她將刀小心地藏在衣裙內侧口袋，紧贴著她的肋骨。
隨即雇了一辆马车，报出了马拉位於科德利埃街的住址。
马车在马拉家门口停下，夏洛特非常平静地敲响了木门。
此时开门的是马拉的未婚妻的妹妹，凯萨琳·埃夫拉。
夏洛特重复了一遍信中的说辞，宣称她得知了卡昂的吉伦特派即將起义的计划。
然而，凯萨琳態度坚决，以马拉正在接受治疗为由，表示任何人都不得打扰，將她拒之门外。
夏洛特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，她没有纠缠，返回了酒店。
当天傍晚，夏洛特没有放弃，再次出现在马拉家门前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敲门。
这次开门的是马拉的未婚妻，西蒙妮，她也不允许夏洛特求见马拉。
两人的爭执声不可避免地提高了，终於被浴缸中的马拉听到，夏洛特被邀请了进去。
而现在，刺杀完马拉的夏洛特，正站在窗前，內心一片平静。
一同进入浴室的报纸经销商，轻易地就將她制服，显然，她从没有想过逃跑，更没有打算抵抗。
听到西蒙妮的呼救声后，两名邻居迅速地冲了进来，一名是牙医，一名是军医。
他们看到浴缸中，胸口汩汩流血的马拉，立即尝试抢救，却终究无力回天。
不久后，得到消息的雅各宾派代表们，匆匆赶到了马拉的宅邸，一边安抚歇斯底里的人群，一边对夏洛特展开审问。
他们在夏洛特身上，搜出了旅行证，身份证，还有针线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任何文件。
有一位代表坚持认为夏洛特的胸部藏有文件，强行要动手搜查，这个不合理的要求，遭到夏洛特的激烈抵抗。
她的双手被弄得伤痕累累，最终摔倒在地上，胸部敞开露在外面。
在场的有些代表实在看不下去，便为她鬆绑，让她整理好衣服。
隨后，马拉的尸体被从浴缸中抬出，安放在床上。
而夏洛特自始至终都保持著平静，双手被反绑在身后，被押解著送往监狱。
针对夏洛特的审讯提问，始终围绕著一个问题，她的行动，是不是吉伦特派或蒙梅迪的国王所策划的更大阴谋的一部分？
夏洛特则始终坚决表態，这一切都是她独自构思和独自执行的计划，並无他人指使。
在审讯时，她依旧称呼马拉为“囤积者”，“怪物”，还直言，他只有在巴黎才受到敬重。
她坦言，之所以只凭一击就成功刺杀马拉，是运气而不是长期练习的结果。
1791年9月25日，夏洛特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，执行时间定在当天下午五点，地点是革命广场的断头台。
德·布耶骑士和雅克，一直在暗中观察著夏洛特的一举一动。由於路易十六的要求，他们並没有设法营救，也没有办法营救。
夏洛特·科黛刺杀马拉这个事件，不仅仅是一次暗杀事件，更成为了雅各宾派的政治宣传工具。
雅各宾派通过精心策划的葬礼和大规模宣传，將民眾的悲愤转化为对雅各宾派政策的支持，从而开启了对吉伦特派的更大规模的清洗。
普鲁塔克笔下那些为共和理想献身的古代英雄，此刻仿佛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和行动蓝本。
德鲁埃安插在圣三修道院门口的眼线，目睹了夏洛特登车的全过程。
在確认马车驶向巴黎方向之后，这名暗哨立即返回“路易剧场”。
剧场內，德鲁埃与其他人正在清理剧场的场地，听完暗哨的报告后，他终於露出释然的表情，他的这个任务完成了。
德鲁埃没有犹豫，当即写了张纸条，写下了夏洛特·科黛前往巴黎的消息。
他將纸条用蜜蜡封好，绑在早已备好的信鸽腿上，推开后台的窗户，双手一扬，信鸽扑棱著翅膀，朝著东北方向飞去。
望了一眼已经消失在蒙梅迪方向的信鸽，德鲁埃转身，果断地向剧团成员下令：“收拾行装，摘下牌匾。我们的下一站，返回巴黎！”
而夏洛特则在经过了两日的顛簸后，终於风尘僕僕的抵达了巴黎。
空气中瀰漫著狂热、紧张和血腥的气息，与卡昂的寧静截然不同。
她没有选择喧闹的街区，而是住进了普罗维登斯酒店一间临街的小房间。
这里成为了她行动前最后的据点。
在昏黄的烛光下，她展开了信纸，她要写下自己的辩护词，留给法兰西人民一个清晰的交代。
她遗书的標题就是《致法兰西人民，法律与和平之友》。
她详细敘述了马拉如何煽动暴民，如何践踏法律，如何製造恐怖统治。
她痛斥马拉是“人民的暴君”，是“吞噬法兰西自由的怪物”，他的《人民之友报》煽动的不是“人民之友”，而是“暴民之怒”。
她声明，自己刺杀马拉，绝非受人指使，而是出於对共和国真正原则的热爱，是为了拯救法兰西於无休止的內乱与血腥之中。
她最初的构想，充满了古典主义的悲壮，要在整个国民公会面前刺杀马拉，让所有代表和人民亲眼见证正义的惩戒！
然而，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她的古典理想。
抵达巴黎后，她才发现马拉因病重已经不再出席国民公会的会议。
她多方打探才得知，马拉深受皮肤病折磨，只能终日浸泡在带有药液的浴缸中。
这个发现让夏洛特心中一沉，计划必须得改变。
为了確保能接近目標，她精心设计了一个诱饵。
她提笔写了两封匿名信，寄给了马拉，信中声称她有重要的情报想要告诉他，並表示將在几天后亲自登门向他详细报告。
1791年9月21日，决定命运的日子终於来临。
清晨，巴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。
夏洛特换上了那件灰色长裙，这將成为后世描绘她的標誌性色彩。
她走出普罗维登斯酒店，在一间售卖厨具的杂货铺，买了一把厨房用刀，刀身长约15厘米，她將刀小心地藏在衣裙內侧口袋，紧贴著她的肋骨。
隨即雇了一辆马车，报出了马拉位於科德利埃街的住址。
马车在马拉家门口停下，夏洛特非常平静地敲响了木门。
此时开门的是马拉的未婚妻的妹妹，凯萨琳·埃夫拉。
夏洛特重复了一遍信中的说辞，宣称她得知了卡昂的吉伦特派即將起义的计划。
然而，凯萨琳態度坚决，以马拉正在接受治疗为由，表示任何人都不得打扰，將她拒之门外。
夏洛特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，她没有纠缠，返回了酒店。
当天傍晚，夏洛特没有放弃，再次出现在马拉家门前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敲门。
这次开门的是马拉的未婚妻，西蒙妮，她也不允许夏洛特求见马拉。
两人的爭执声不可避免地提高了，终於被浴缸中的马拉听到，夏洛特被邀请了进去。
而现在，刺杀完马拉的夏洛特，正站在窗前，內心一片平静。
一同进入浴室的报纸经销商，轻易地就將她制服，显然，她从没有想过逃跑，更没有打算抵抗。
听到西蒙妮的呼救声后，两名邻居迅速地冲了进来，一名是牙医，一名是军医。
他们看到浴缸中，胸口汩汩流血的马拉，立即尝试抢救，却终究无力回天。
不久后，得到消息的雅各宾派代表们，匆匆赶到了马拉的宅邸，一边安抚歇斯底里的人群，一边对夏洛特展开审问。
他们在夏洛特身上，搜出了旅行证，身份证，还有针线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任何文件。
有一位代表坚持认为夏洛特的胸部藏有文件，强行要动手搜查，这个不合理的要求，遭到夏洛特的激烈抵抗。
她的双手被弄得伤痕累累，最终摔倒在地上，胸部敞开露在外面。
在场的有些代表实在看不下去，便为她鬆绑，让她整理好衣服。
隨后，马拉的尸体被从浴缸中抬出，安放在床上。
而夏洛特自始至终都保持著平静，双手被反绑在身后，被押解著送往监狱。
针对夏洛特的审讯提问，始终围绕著一个问题，她的行动，是不是吉伦特派或蒙梅迪的国王所策划的更大阴谋的一部分？
夏洛特则始终坚决表態，这一切都是她独自构思和独自执行的计划，並无他人指使。
在审讯时，她依旧称呼马拉为“囤积者”，“怪物”，还直言，他只有在巴黎才受到敬重。
她坦言，之所以只凭一击就成功刺杀马拉，是运气而不是长期练习的结果。
1791年9月25日，夏洛特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，执行时间定在当天下午五点，地点是革命广场的断头台。
德·布耶骑士和雅克，一直在暗中观察著夏洛特的一举一动。由於路易十六的要求，他们並没有设法营救，也没有办法营救。
夏洛特·科黛刺杀马拉这个事件，不仅仅是一次暗杀事件，更成为了雅各宾派的政治宣传工具。
雅各宾派通过精心策划的葬礼和大规模宣传，將民眾的悲愤转化为对雅各宾派政策的支持，从而开启了对吉伦特派的更大规模的清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