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世杰走过来，脚步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他站在江映雪旁边，侧过头看她，轻声问：
“映雪，怎么样？”
江映雪摇摇头。
她的声音有些哑，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楚。
“三个都不行。一个说精度不够，一个说设备达不到，还有一个说国內几乎没有厂家能独立生產。”她抬起头，看了父亲一眼，
“不过，他提到华南重工有一条从德国进口的生產线，精度应该够。”
江世杰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，眉头往上抬了抬，但很快又暗了下去。
他的嘴唇抿了一下，然后说：
“华南重工……那是国企，他们的生產线从来不对外接单。”
江映雪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但我还是得试试。”
她又拨了一个电话。
这次是打给华南重工的一个副总，姓刘，是她以前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认识的。
那次会议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，她已经记不太清了。
有过几面之缘，交换过名片，逢年过节发过几条问候简讯，谈不上深交。
电话响了五声才接通。
“刘总，您好，我是江映雪。”她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。
说的时候声音很平，像在念一份报告，一条一条的，清楚、简洁、没有废话。
但说到“交货期只剩五天”的时候，她的声音往下沉了一下，又很快拉回来。
对方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那种沉默不是没听清楚在回想，而是在斟酌怎么说。
江映雪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为难，那种想说“不行”又不好意思直接说“不行”的为难。
刘总开口了，语气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是过了秤的。
“江总，不是我不帮忙。您也知道，我们那几条核心生產线是国家级重点项目用的。
別说对外接单，就是公司內部的普通订单都不能上那条线。
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就算是我们总经理也做不了主，得上董事会。
您这个时间太紧了，走流程都来不及。”
江映雪握著手机，嘴唇微微动了一下。
她想说“那能不能麻烦您帮忙请示一下”，这句话已经到嘴边了，舌尖顶住了上顎，但她没有说出口。
她知道，就算请示了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
国企的流程，她太清楚了。
从副总到总经理到董事会，一层一层报上去，每一层都要研究、要討论、要开会，等流程走完，五天后交货期早过了。
而且最终结果，大概率还是不接。
她把那句话咽回去了。
“刘总，麻烦您了，打扰了。”
她掛了电话。
江世良的声音从后面飘过来，不阴不阳，像一根针从空气里穿过来。
“华南重工？映雪，你还真敢想。
那条线是国防项目用的，能给你生產民品？”他笑了一声，笑声很短，从鼻腔里喷出来的，
“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”
江一鸣也跟著说：
“就是。有这个功夫，不如想想怎么跟德国那边解释，爭取宽限几天。
人家那边要是通情达理，说不定能给个十天半个月的宽限期。”
江家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有些人已经开始摇头嘆气了。
一个中年男人——江映雪的一个远房堂叔——把手插在裤兜里，低著头，慢慢地摇著。
还有一个女人，年纪和齐美玲差不多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看著江映雪的眼神里有同情，但更多的是“我早就说过”的意思。
江映雪没有理他们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继续翻通讯录。
一个。
两个。
三个。
四个。
五个。
有的直接说做不了。
有的说看看资料再说，看了之后又说做不了。
有的说可以试试，但问清楚时间要求之后，又改口说来不及。
还有一个厂家，技术参数和精度的確够，但对方算了算时间，从排產到调试到生產到质检，最快也要十二天。
江映雪说能不能压缩到五天以內，对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没法压缩，生產线上的订单都是签了合同的，不可能为了插单而违约。
每一个电话都是一次希望，然后希望破灭。
江映雪的声音从最初的平静变成了微微发紧。
不是特別明显的变化，但常乐瑶听得出来。
她跟了江映雪好几年，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。
正常状態下，江映雪的声音是清的、亮的，像春天的溪水，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舒服。
但现在，那个声音变得有点涩，像溪水里掺了沙子。
语速也从从容变成了一点点急促。
不是慌乱的那种急促，而是每一秒钟都不想浪费的那种急促。
她说完“您好”之后，不等对方回应，马上就说出自己的需求，中间几乎没有停顿。
但她的腰杆始终挺得笔直。
常乐瑶站在旁边，看著江映雪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，心里酸得不行。
她跟了江映雪好几年，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。
江映雪在她心里一直是那个冷静果断、无所不能的女强人，再大的风浪都能面不改色地扛过去。
开会的时候把一桌子的高管懟得说不出话，谈判的时候把对手压得抬不起头，
出了事的时候整个公司的人都慌了她还坐在那儿看报表，看完说一句“慌什么，又不是天塌了”。
但今天，常乐瑶看见江映雪的肩膀在微微发抖。
不是害怕。
常乐瑶知道那不是害怕。
是愤怒，是憋屈，还有一种她不愿意承认、但確实存在的无助。
那种明明有能力解决、却被捆住了手脚的无助，那种明明不是自己的错、却要承担全部责任的无助。
打了十几个电话，江映雪终於停下了。
她握著手机，站在那排电机前面，沉默了很久。
车间里很安静。
没有人说话。
连江世良和江一鸣都不说话了，就是站在那里看著，嘴角掛著那种浅浅的笑。
那笑容不张扬，不刺眼，但就是让人不舒服，像冬天里没晒乾的袜子，黏糊糊的。
他站在江映雪旁边，侧过头看她，轻声问：
“映雪，怎么样？”
江映雪摇摇头。
她的声音有些哑，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楚。
“三个都不行。一个说精度不够，一个说设备达不到，还有一个说国內几乎没有厂家能独立生產。”她抬起头，看了父亲一眼，
“不过，他提到华南重工有一条从德国进口的生產线，精度应该够。”
江世杰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，眉头往上抬了抬，但很快又暗了下去。
他的嘴唇抿了一下，然后说：
“华南重工……那是国企，他们的生產线从来不对外接单。”
江映雪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但我还是得试试。”
她又拨了一个电话。
这次是打给华南重工的一个副总，姓刘，是她以前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认识的。
那次会议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，她已经记不太清了。
有过几面之缘，交换过名片，逢年过节发过几条问候简讯，谈不上深交。
电话响了五声才接通。
“刘总，您好，我是江映雪。”她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。
说的时候声音很平，像在念一份报告，一条一条的，清楚、简洁、没有废话。
但说到“交货期只剩五天”的时候，她的声音往下沉了一下，又很快拉回来。
对方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那种沉默不是没听清楚在回想，而是在斟酌怎么说。
江映雪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为难，那种想说“不行”又不好意思直接说“不行”的为难。
刘总开口了，语气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是过了秤的。
“江总，不是我不帮忙。您也知道，我们那几条核心生產线是国家级重点项目用的。
別说对外接单，就是公司內部的普通订单都不能上那条线。
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就算是我们总经理也做不了主，得上董事会。
您这个时间太紧了，走流程都来不及。”
江映雪握著手机，嘴唇微微动了一下。
她想说“那能不能麻烦您帮忙请示一下”，这句话已经到嘴边了，舌尖顶住了上顎，但她没有说出口。
她知道，就算请示了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
国企的流程，她太清楚了。
从副总到总经理到董事会，一层一层报上去，每一层都要研究、要討论、要开会，等流程走完，五天后交货期早过了。
而且最终结果，大概率还是不接。
她把那句话咽回去了。
“刘总，麻烦您了，打扰了。”
她掛了电话。
江世良的声音从后面飘过来，不阴不阳，像一根针从空气里穿过来。
“华南重工？映雪，你还真敢想。
那条线是国防项目用的，能给你生產民品？”他笑了一声，笑声很短，从鼻腔里喷出来的，
“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”
江一鸣也跟著说：
“就是。有这个功夫，不如想想怎么跟德国那边解释，爭取宽限几天。
人家那边要是通情达理，说不定能给个十天半个月的宽限期。”
江家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有些人已经开始摇头嘆气了。
一个中年男人——江映雪的一个远房堂叔——把手插在裤兜里，低著头，慢慢地摇著。
还有一个女人，年纪和齐美玲差不多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看著江映雪的眼神里有同情，但更多的是“我早就说过”的意思。
江映雪没有理他们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继续翻通讯录。
一个。
两个。
三个。
四个。
五个。
有的直接说做不了。
有的说看看资料再说，看了之后又说做不了。
有的说可以试试，但问清楚时间要求之后，又改口说来不及。
还有一个厂家，技术参数和精度的確够，但对方算了算时间，从排產到调试到生產到质检，最快也要十二天。
江映雪说能不能压缩到五天以內，对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没法压缩，生產线上的订单都是签了合同的，不可能为了插单而违约。
每一个电话都是一次希望，然后希望破灭。
江映雪的声音从最初的平静变成了微微发紧。
不是特別明显的变化，但常乐瑶听得出来。
她跟了江映雪好几年，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。
正常状態下，江映雪的声音是清的、亮的，像春天的溪水，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舒服。
但现在，那个声音变得有点涩，像溪水里掺了沙子。
语速也从从容变成了一点点急促。
不是慌乱的那种急促，而是每一秒钟都不想浪费的那种急促。
她说完“您好”之后，不等对方回应，马上就说出自己的需求，中间几乎没有停顿。
但她的腰杆始终挺得笔直。
常乐瑶站在旁边，看著江映雪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，心里酸得不行。
她跟了江映雪好几年，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。
江映雪在她心里一直是那个冷静果断、无所不能的女强人，再大的风浪都能面不改色地扛过去。
开会的时候把一桌子的高管懟得说不出话，谈判的时候把对手压得抬不起头，
出了事的时候整个公司的人都慌了她还坐在那儿看报表，看完说一句“慌什么，又不是天塌了”。
但今天，常乐瑶看见江映雪的肩膀在微微发抖。
不是害怕。
常乐瑶知道那不是害怕。
是愤怒，是憋屈，还有一种她不愿意承认、但確实存在的无助。
那种明明有能力解决、却被捆住了手脚的无助，那种明明不是自己的错、却要承担全部责任的无助。
打了十几个电话，江映雪终於停下了。
她握著手机，站在那排电机前面，沉默了很久。
车间里很安静。
没有人说话。
连江世良和江一鸣都不说话了，就是站在那里看著，嘴角掛著那种浅浅的笑。
那笑容不张扬，不刺眼，但就是让人不舒服，像冬天里没晒乾的袜子，黏糊糊的。